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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它的代表人物巴尔扎克
2006/5/20 17:47:38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社会进入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同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48年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而反动统治集团对工人运动的阻挠和迫害也日益加剧。

  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宣布解散国会,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嚣张一时,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六十年代后,工人运动又重新兴起,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暴露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无产阶级,使劳资冲突日益加深,而且也压迫中、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贫困破产,政治上受到排挤。

  在文化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继续传播,人道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此外,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克罗德·贝尔纳(1813-1878)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也开始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他们只把人作为生物来研究,认为人和生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但他们看不到人的阶级本质。

  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想条件的改变,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法国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抨击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群众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始终未能抛开幻想。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司汤达在政治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畴,梅里美晚年作了拿破仑三世宫廷的座上客,福楼拜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远甚于对他们的同情。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法国十八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分不开的。狄德罗不论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方面,或在叙述手法方面,都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榜样。巴尔扎克对作为小说家的狄德罗推崇备至,从某些人物形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十八世纪以前的拉伯雷、莫里哀和拉布吕耶尔等一直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喜爱的作家,他们从这些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严峻的讽刺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十九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成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1850到1877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强,但在艺术风格上,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浪漫主义特色。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现象,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从基督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嘲笑提倡社会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于是他放弃军职,当了政府职员。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他又经历了一些活动,一直徘徊动摇。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1814年,他去巴黎学法律,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但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从1825年起经营企业,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开办印刷厂,制造特型铅字,但是没有成功,他决定仍旧靠写作维持生活。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行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 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1848年6月革命以后,雨果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虽然并不了解这次革命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一深刻意义,但是对革命的要求这一点,雨果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当很多作家陷于悲观消极,远离社会斗争,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雨果却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并因此遭到迫害,开始了历时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他最初在比利时首都避难,不久由于比利时政府的干涉,迁到英吉利海峡英属哲尔西岛,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的干涉,转往格恩西岛。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才回到法国。流亡期间,他拒绝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宣称“篡夺者在位一天,就在海外流亡一天。”

  流亡期间,雨果恢复了创作活动。1852年发表抨击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另一本政治讽刺小册子《罪恶史》。1853年发表政治讽刺诗杰作《惩罚集》。这部诗集以此次政变为中心题材,对拿破仑三世扼杀共和、背信弃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咒骂,表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对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的悲愤,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信念,并记述了捍卫共和、宁愿流亡、决不屈服的决心和流亡中对故国的思念。

  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全书共五部,开始写作于1845年,发表于1862年。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穷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后来由于几次越狱,被判加刑,因而坐了十九年的监牢。冉阿让出狱后,无家可归,米里哀主教留他过夜。他在当天晚上又偷了主教家里的银器。主教不予追究,反而加送给他一对银烛台,对他说:“但愿你从此做一个老实人,我把你的灵魂买了下来,而且送给了上帝。”主教的“仁慈”使冉阿让深为感动。从此,冉阿让就成为一个“弃邪归正”的道德家。

  八年后,冉冉让化名为马德兰,在蒙特猗城开设工厂,救济贫困,促进了该城的繁荣,因而被推选为市长。在他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子,遭到情夫的遗弃,她把私生女珂赛特寄养在小酒店主德纳第家里,自己则出来做工。当她的身世被发觉后,她被厂方解雇,而流氓德纳第夫妇又乘机敲诈勒索,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被迫沦为娼妓。当马德兰知道这一情况时,芳汀已经病入膏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马德兰答应负责抚养她的女儿。

  在蒙特猗城,唯一敌视市长的是警官沙威,他一直怀疑马德兰就是他当年看管过的犯人冉阿让。有一次官方抓到一个窃贼,狱中两个老犯人错误地咬定这个窃贼就是失踪已久的冉阿让,法庭就要给他判定终身流刑。马德兰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前去自首。当时法官不敢给他定罪,警官沙威却不肯放过,于是冉阿让又被投进监狱,但不久他又越狱逃跑。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冉阿让路过孟费郿村镇,认出了在德纳第家备受虐待的珂赛特,便把她赎买下来,当作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住在巴黎郊外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反对路易—菲力浦政权,冉阿让参加了起义的巷战,并极其英勇地从阴沟中救出在战斗中受伤的共和主义者马吕斯(珂赛特的爱友)。这时沙威也混进街垒。他被起义者抓住,而冉阿让却把他放了。沙威深受感动,他思想里发生矛盾,不能继续执行逮捕冉阿让的司法职务,遂投河自杀。

  不久,马吕斯和珂赛特结了婚。冉阿让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马吕斯。马吕斯不能理解他,反而认为他是一个一贯犯法的坏人,对他日渐疏远。后来马吕斯间接了解到冉阿让一生行事的难能可贵,痛悔自己态度粗暴,马上和珂赛特一起去探望他。这时他已病重垂危。但是在临终前能得到一对青年人的谅解,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整个故事是以冉阿让对米里哀主教的回忆而结束的。

  《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也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爱”可以杜绝邪恶,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冉阿让因饥饿而犯罪,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使他变得凶狠粗暴,敌视社会;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他却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天良”发现,投河自杀。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根本途径,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依他看来,非但不能杜绝邪恶,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

  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赞扬革命,用许多篇幅去描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但在雨果思想中,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它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绘十八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在反对普鲁士默武主义的斗争中,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最初反对起义,认为国难当前,不应发生内战,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公社失败后,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他的住宅里避难,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罢了。1872年发表的《凶年集》,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其中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国热情的诗篇。

  1874年,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中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因为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郭文这一行为违反革命的利益,因而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由于思想里发生矛盾,也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

  在无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年代,雨果宣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失去它的进步性。

  欧仁·苏(1804-1857)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揭露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描绘了下层人民的贫困状况。1842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曾引起强烈的反应。这部小说写德国封建王公的儿子鲁道夫同一个英国没落贵族女子相爱,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女方改嫁,把女孩托给公证人抚养,以后这女孩就下落不明了。鲁道夫为寻访女儿,周游世界,在巴黎下层社会乔装巡行,进行拯救“堕落灵魂”的道德感化事业。最后他发现妓女玛丽花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把她救出火坑,带回德国。在鲁道夫的感化下,玛丽花终于皈依上帝,进了修道院并死在那里。

  这部作品写了巴黎的监狱、病院、酒吧间和强盗窝等等下层社会。作者以同情态度描绘的穷人生活,具有很强的揭露性。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肯定它说:“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但在如何拯救这个世界的问题上,作者却开出了“慈善家”的药方,因而受到傅立叶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推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作了精辟的分析批判。他一方面肯定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指责欧仁·苏所宣扬的以阶级调和、道德感化等来改良社会的措施,以及对人民革命力量的鄙视。这些正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哲学”具有同样反动的实质。

  除了《巴黎的秘密》以外,欧仁·苏的重要作品还有《流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

  普罗斯贝尔·梅里美(1803-1870)出生于一个画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法律。1822年他认识了司汤达,把司汤达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1825年,他发表《克拉拉·伽索尔戏剧集》,共收短剧八种,假托为一个西班牙女演员的著作。这部作品谴责教会僧侣的狂热和伪善,揭露查理十世的腐败无能,反对复辟王朝压迫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宣扬了个人自由。1828年出版历史剧《雅克团》,描写十四世纪法国农民起义,用来影射二十年代末法国的反封建斗争。作者虽然指出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农民是反封建主力,但又把他们看成乌合之众。在结构方面,他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特点,如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出场,场景的变换和多样化。在司各特影响下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以十六世纪法国天主教迫害和屠杀新教徒为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和《雅克团》一样,也反映了不相信人民群众和害怕人民革命的情绪。

  从1829年起,梅里美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铁奥·法尔哥尼》、《费德里哥》、《一场赌博》(以上均收入《镶嵌画集》,1833)、《嘉尔曼》(1845)和《高龙巴》(1840)。这些作品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当代社会,有的取材于异域远方,并常用寓言形式,歌颂“尊严”、“荣誉”、“自由”、“良心”、“善良”、“义务”,用来对照和批判法国当时现实社会中的自私、虚伪等现象。正面人物被赋予一些“原始的”特点如残酷、横暴、报复心理、纵情等,作者认为这些比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的“文明”要好些。他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美化了远方异域的“朴实”、“善良”的宗法关系,例如法尔尼因为独子贪利出卖了一个逃亡者而亲手把他杀死,以维护宗族的荣誉。赌徒费德里哥看到另外十二个赌徒由于输在他手下,以致铤而走险,被官军钉害,他为此忏悔,拯救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最后进入天堂。嘉尔曼放荡成性,凶残狡黠,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决心抛弃她的情夫,宁可被情夫杀死,也不改变她的意志。作者却把这样一个女子美化成为追求自由的正面形象。梅里美这些小说都是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或理想化了的宗法社会道德为武器,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的。

  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生于法国北部诺曼第省的卢昂。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

  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到 教育,在那里受到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制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既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

  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同时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是法国外省市民阶层的代表。他自私自利,庸俗虚伪,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子,志满意得,荣获了十字勋章。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

  《萨朗波》(1862)是一部历史考古小说,描述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为了写这部作品,作者除了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以外,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中的写景场面非常出色,而且是和情节相结合的。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广泛地反映了1840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莫罗是时代的产物,福楼拜通过他的命运,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响,它使他们意志瘫痪,成为废物。但这部小说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这说明在福楼拜的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1874年,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福楼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在他死后发表于1881年,写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作者一方面讽刺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福楼拜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奇》,1877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

  福楼拜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在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方面都反复推敲。他还特别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写一个普通村庄或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他必定事先亲自去进行观察;为了写一个婴鹉标本,必须在他面前摆一个鹦鹉标本。作为小说家,福楼拜不但追求艺术的完美,也追求科学的精确。

  但是也必须指出福楼拜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认为通过美感可以认识“绝对”。他说美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宗教和哲学都不能避免被毁灭、被否定的厄运。他这种艺术上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映。福楼拜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由于对资产阶级现实感到强烈不满,而又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在绝望之中他就逃避到艺术中去,宣扬艺术高于一切。福楼拜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创作,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高度。

  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出现了颓废文学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戈蒂耶和波德莱尔。

  戴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0)青年时期学过绘画,1830年以后,他放弃绘画职业,专门从事文艺创作,逐渐走上唯美主义道路。诗集《珐琅与宝石》(1852)是他的代表作。他还写过小说、游记和大量的文艺评论。

  戈蒂耶追求造型美。他说只有有形的世界对他才是存在的。他认为艺术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具有完美的形式,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形式的美,而无须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

  根据上述理论,戈蒂耶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艺术移植”的口号。他力图用语言再现造型艺术给人的感觉,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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